第四百一十七章南昌府學大論戰（中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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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百一十七章 南昌府學大論戰（中）
“這……這是因為聖賢道統，一以貫之！”楊易聽阮元這樣一說，才隱隱發覺，阮元學問之高深遠在自己意料之上，或許他對於宋學之言亦自精通，可即便如此，還是硬著頭皮說道：“孔聖之語，傳於曾子，曾子之道傳於子思，子思再傳孟子，這便是朱子所言道統。由此可見，闡明道統，便需集四子之書，這《大學》是曾子之意而門人述之，《中庸》是子思論道之言，自然應該獨立成書，與孔孟並立，以示道統相承了。”
“說的不錯！聖人之言，曾子得其精要，既然如此，闡明曾子之語，便是發揚道統了，你可認同我這一句話？”阮元忽然問道。
“這……正是這個道理。”楊易不知其中詳情，便隨口應了阮元。
“好，那你看我這部書吧。”阮元一邊說著，一邊也從身旁取了一冊書來，對楊易道：“楊易，這部書名字叫做《曾子十篇註釋》，若是你不知《曾子》，我且為你言之。《大戴禮記》之中，本有《曾子》十篇，所載亦是曾子之言，我清楚道統之立，關鍵在於曾子，是以我曾耗數年心血，註《曾子》十篇於此，那你且說說，我為曾子之學加以宣揚，這……算不算發揚道統呢？”說著也將那部書展開了，讓府學諸生看得清楚。
楊易雖是生員，可所知之書亦只《四書五經》，他知道《十三經》之名，可其它公羊、儀禮諸部便未能看過，這《曾子》十篇出於《大戴禮記》之事，他竟是全然不知，更不知阮元亦曾為此書作註。一時聽了阮元解釋，當即楞在原地，心想阮元之言，果然自成體系，言之不差，沈吟半晌，知道自己學問遠不及阮元，只好答道：“這……大人確是承繼道統之人，是……是在下才疏學淺了。”
阮元自然清楚，楊易第一個站出來和自己辯論，便多半不是其中主謀之人，只是受人蠱惑，一時誤解了自己，便也示意他坐下。很快，又有一名生員站起來道：“阮大人，後學陶山，有一事卻是相請阮大人解釋清楚，楊兄方才說聖人之道，在於朱子《四書》，這大人已經承認了，這道統斷絕，時隔千年而覆振之事，大人也承認了。那大人豈不是已經承認了，這《十三經註疏》乃是不得道統之人所言所註？既然如此，大人刻這部書下來，卻還有何用意？”
“陶生員，這朱子之功，我是從來不敢有半分否認的。只是有一件事，卻也需要你先想一想，亞聖之下，儒學雖是失了道統，可千年相傳，其間聰明才智者有之，皓首窮經者有之，即便他們不得道統，難道憑著千百年的心智積累，竟不能有一二裨益之語麽？漢之董子、鄭康成，唐之孔憲公、韓文公，自也是一時名士啊？另有一事，我說來你且試思，這許多作註作疏之人，或許確是如你所言，不得道統，可他們相距聖賢的時代，要比朱子更近啊，即便道統之事，一無所取，難道這音韻訓詁之言，也都是一無所取嗎？要知道，這文字之本義，只有越接近聖賢之人，方才越容易了解啊？”阮元當即答道。
“阮大人，後學王魁，有一事想請大人賜教！”眼看陶山面露猶豫之色，似乎覺得阮元之言也有道理，不想再與阮元辯論，又有一名學生站立而起，向阮元問道：“大人，後學聽聞，大人對朱子所言靜坐修身之道，從來多有議論，大人認為，這靜坐修身不過禪宗小道，並非聖人之本意，可靜坐修身之言，朱子從來說得清楚！大人卻是為何，竟要於這靜坐修身一事之上，與朱子有所齟齬呢？”
“王生員，既然你這樣問了，那我另有個問題，也請你思考一下。”阮元絲毫不加猶豫，答道：“你既是生員，想來先賢經典自已熟讀，你且回想一下，聖賢之言，有哪一句曾經提及修齊治平之事，是需要靠靜坐修身來完成的？這靜坐修身之語，從不見於三代古籍，可見成修齊治平之事，這靜坐修身之事，有亦可，無亦可！朱子言靜坐修身，這不失為一種養德之法，若是你以為不錯，那自然可以奉行，但你再想想，你一個人的靜坐修身，再怎麽反躬自省，對於外人而言有何用處？既然對外人無用，那這修身之法，便只可稱為‘德’，而不可稱為‘仁’了，修仁德之業，可以通過靜坐，卻不能只依賴靜坐啊。需數人之間，相與行仁恕之事，方才可稱之為‘仁’！怎麽樣，我說得也有道理吧？”
“大人，後學黃鳳，有一事向大人請教！”
“阮大人，在下吳子祥，有一事請大人言明！”
……
如此又有前後六人，相繼向阮元問起漢宋之辯，阮元一一應答，以示自己推崇漢學，然根本與宋學無二。這些學生本來對《四書五經》之外的先秦經典便知之不多，聽阮元這樣一講，便也漸漸清楚，阮元所言之法，更容易闡發聖賢之道，而阮元自始至終又沒有一句詆毀朱子之語，學生之中，竟也漸漸沈寂了下來，其他二十餘名學生各自沈默，竟是不願再與阮元論辯了。
只是阮元卻也清楚，那個真正圖謀不軌之人，這時卻還未出現。
“阮大人，後學從來聽聞阮大人為政之餘，不廢學問，今日一見，果然名不虛傳啊。這南昌府前朝有王陽明，今日又有阮大人，果然是臥虎藏龍的寶地啊。”忽然，一個奇怪的聲音傳入了阮元耳中，言語看似從容謙敬，聲音之中，卻透著一股詭異之氣，竟似出言之人表面謙恭，實則對阮元之學不屑一顧一般。阮元擡頭看時，只見這時諸生之中，已站起了一人，神情從容，眼神卻閃爍不定。這書生看著阮元已然註意到了自己，便又說道：“只是阮大人，後學仍有一事不明，請大人賜教，大人方才所言刊刻《十三經註疏》之語，後學聽著，確有道理，可大人今日所刻，並非只有這四百一十六卷《十三經註疏》啊？後學聽府學裏的人說起，大人準備修書的刻版，是六百五十九卷之數，那請問大人，這多出來的二百四十三卷，大人竟要作為何用呢？”
只是阮元聽著此人之言，更加不解之處，卻是在於先前一句。
“臥虎藏龍……此人為何要用這樣的詞語稱讚於我，看他的樣子，不像是詞不達意之人啊？臥虎藏龍……龍？難道……”
想到這裏，阮元卻仍是克制，便即答道：“這位生員，方才其他生員向我提問時，都說了自己姓名，可不知為何，你方才只提了問題，姓名還沒說呢。也罷，這個問題我先與你解釋一番便是，這六百多卷刻版，並非只有宋本《十三經註疏》一套，後二百卷，乃是我早年撫浙之時，與浙江學生幕友一並刊刻的《校勘記》，有經有校，這書方才全了，你卻以為如何？”
“是嗎，哈哈，看起來阮大人真是不畏世俗，不避流言之人啊？後學桐城方升，見過大人了。”這方升之語在阮元聽來，仍是頗覺詭異，只覺得他並非真心與自己辯論，卻是一直在用各種不當文詞，在改變府學中的論道氣氛。“阮大人，那後學可否這樣理解，這套《十三經註疏》若是刻成了，日後流傳下來的，並不是只有古聖前賢的十三部經典，與之一並傳世的，可還有阮大人的校記啊。阮大人，這比附聖賢之術，您果然是得心應手啊。如此刻印古籍，只怕百年之後，大人這校記，也就可以與十三經並稱，成為這千載流傳的第十四經了吧？”
果然，方升此言一出，臺下學生又開始紛紛議論起來。而阮元自然清楚，方升之意便是要造成錯覺，使學生以為自己刻書並非為了聖賢之道，為了幫後世學人慎擇善本，相反，自己刊刻古籍，只是為了沽名釣譽，借刻書之事妄求與古之先賢同輝罷了。
但即便如此，有了王鼎先前進言，阮元自也清楚府學中有如此作想之人，這次前來，也已然做好了準備，便即對方升答道：“方生員，桐城方氏，百年書香人家，倒是我阮元自慚形穢了。你這個問題問得不錯，十三經是聖賢經典，既然我阮元之意在於廣擇善本，以彰顯聖賢之道，那我何必將這校記一並刻上呢？可各位反過來想想，若是我等果然要尋得一部十三經善本，那這校記，本就是不可或缺之物啊？這經籍流變，各位或許尚不清楚，十三經最為高古之正本，不在書籍之上，而是在於西安府唐朝流傳下來的《開成石經》。而刻本十三經，眼下可見最為精古者是南宋之人編刻。各位應當知道，南宋文人刻書，可是很難看到西安石經的啊？這十三經刻本與正本，自此南北殊途，卻也可惜。直到國朝蔣衡寫經，十三經正本之事方才被人重新提及。阮某不才，入仕之時便即得高宗皇帝授職，校勘開成古經，自然也清楚即便是宋人古本，猶有不足，而且阮某雖言此書刊刻，大端在於宋本，可之後的明本呢？確實，明本多有妄改古經之處，可明本也並非一無是處啊？既然如此，難道這宋本十三經，便果真是一字不可更易之善本了嗎？不是！相反，為求善本，我等不當囿於古本，不當唯宋是尊，亦不當唯唐、唯明是尊，而是應該兼取眾本之所長，遍觀眾本之所異，如此，方是‘博學而算’，方才合了先賢曾子之本意！是以我這次修書，以宋本為根本，卻又兼之以唐之石經、明之汲古，便是日本國傳入中土之足利本，有所長者，亦可取之！如此，則國朝自有國朝之善本，又何必唯宋是尊，唯明是從呢？”阮元所言“明之汲古”，指的乃是明末刻書大家毛晉所立汲古閣，其經史各本亦多有可稱道之處，只是十三經一道，相較於彼時宋本，汲古閣本不免有些粗疏而已。這時臺下諸生聽著阮元之語，只覺阮元雖精於古事，然究其根本，乃是為今人所用，希望今人更進一步，以勝古人，自是精神振奮，先前對阮元的懷疑，也已經消去了大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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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這……這是因為聖賢道統，一以貫之！”楊易聽阮元這樣一說，才隱隱發覺，阮元學問之高深遠在自己意料之上，或許他對於宋學之言亦自精通，可即便如此，還是硬著頭皮說道：“孔聖之語，傳於曾子，曾子之道傳於子思，子思再傳孟子，這便是朱子所言道統。由此可見，闡明道統，便需集四子之書，這《大學》是曾子之意而門人述之，《中庸》是子思論道之言，自然應該獨立成書，與孔孟並立，以示道統相承了。”
“說的不錯！聖人之言，曾子得其精要，既然如此，闡明曾子之語，便是發揚道統了，你可認同我這一句話？”阮元忽然問道。
“這……正是這個道理。”楊易不知其中詳情，便隨口應了阮元。
“好，那你看我這部書吧。”阮元一邊說著，一邊也從身旁取了一冊書來，對楊易道：“楊易，這部書名字叫做《曾子十篇註釋》，若是你不知《曾子》，我且為你言之。《大戴禮記》之中，本有《曾子》十篇，所載亦是曾子之言，我清楚道統之立，關鍵在於曾子，是以我曾耗數年心血，註《曾子》十篇於此，那你且說說，我為曾子之學加以宣揚，這……算不算發揚道統呢？”說著也將那部書展開了，讓府學諸生看得清楚。
楊易雖是生員，可所知之書亦只《四書五經》，他知道《十三經》之名，可其它公羊、儀禮諸部便未能看過，這《曾子》十篇出於《大戴禮記》之事，他竟是全然不知，更不知阮元亦曾為此書作註。一時聽了阮元解釋，當即楞在原地，心想阮元之言，果然自成體系，言之不差，沈吟半晌，知道自己學問遠不及阮元，只好答道：“這……大人確是承繼道統之人，是……是在下才疏學淺了。”
阮元自然清楚，楊易第一個站出來和自己辯論，便多半不是其中主謀之人，只是受人蠱惑，一時誤解了自己，便也示意他坐下。很快，又有一名生員站起來道：“阮大人，後學陶山，有一事卻是相請阮大人解釋清楚，楊兄方才說聖人之道，在於朱子《四書》，這大人已經承認了，這道統斷絕，時隔千年而覆振之事，大人也承認了。那大人豈不是已經承認了，這《十三經註疏》乃是不得道統之人所言所註？既然如此，大人刻這部書下來，卻還有何用意？”
“陶生員，這朱子之功，我是從來不敢有半分否認的。只是有一件事，卻也需要你先想一想，亞聖之下，儒學雖是失了道統，可千年相傳，其間聰明才智者有之，皓首窮經者有之，即便他們不得道統，難道憑著千百年的心智積累，竟不能有一二裨益之語麽？漢之董子、鄭康成，唐之孔憲公、韓文公，自也是一時名士啊？另有一事，我說來你且試思，這許多作註作疏之人，或許確是如你所言，不得道統，可他們相距聖賢的時代，要比朱子更近啊，即便道統之事，一無所取，難道這音韻訓詁之言，也都是一無所取嗎？要知道，這文字之本義，只有越接近聖賢之人，方才越容易了解啊？”阮元當即答道。
“阮大人，後學王魁，有一事想請大人賜教！”眼看陶山面露猶豫之色，似乎覺得阮元之言也有道理，不想再與阮元辯論，又有一名學生站立而起，向阮元問道：“大人，後學聽聞，大人對朱子所言靜坐修身之道，從來多有議論，大人認為，這靜坐修身不過禪宗小道，並非聖人之本意，可靜坐修身之言，朱子從來說得清楚！大人卻是為何，竟要於這靜坐修身一事之上，與朱子有所齟齬呢？”
“王生員，既然你這樣問了，那我另有個問題，也請你思考一下。”阮元絲毫不加猶豫，答道：“你既是生員，想來先賢經典自已熟讀，你且回想一下，聖賢之言，有哪一句曾經提及修齊治平之事，是需要靠靜坐修身來完成的？這靜坐修身之語，從不見於三代古籍，可見成修齊治平之事，這靜坐修身之事，有亦可，無亦可！朱子言靜坐修身，這不失為一種養德之法，若是你以為不錯，那自然可以奉行，但你再想想，你一個人的靜坐修身，再怎麽反躬自省，對於外人而言有何用處？既然對外人無用，那這修身之法，便只可稱為‘德’，而不可稱為‘仁’了，修仁德之業，可以通過靜坐，卻不能只依賴靜坐啊。需數人之間，相與行仁恕之事，方才可稱之為‘仁’！怎麽樣，我說得也有道理吧？”
“大人，後學黃鳳，有一事向大人請教！”
“阮大人，在下吳子祥，有一事請大人言明！”
……
如此又有前後六人，相繼向阮元問起漢宋之辯，阮元一一應答，以示自己推崇漢學，然根本與宋學無二。這些學生本來對《四書五經》之外的先秦經典便知之不多，聽阮元這樣一講，便也漸漸清楚，阮元所言之法，更容易闡發聖賢之道，而阮元自始至終又沒有一句詆毀朱子之語，學生之中，竟也漸漸沈寂了下來，其他二十餘名學生各自沈默，竟是不願再與阮元論辯了。
只是阮元卻也清楚，那個真正圖謀不軌之人，這時卻還未出現。
“阮大人，後學從來聽聞阮大人為政之餘，不廢學問，今日一見，果然名不虛傳啊。這南昌府前朝有王陽明，今日又有阮大人，果然是臥虎藏龍的寶地啊。”忽然，一個奇怪的聲音傳入了阮元耳中，言語看似從容謙敬，聲音之中，卻透著一股詭異之氣，竟似出言之人表面謙恭，實則對阮元之學不屑一顧一般。阮元擡頭看時，只見這時諸生之中，已站起了一人，神情從容，眼神卻閃爍不定。這書生看著阮元已然註意到了自己，便又說道：“只是阮大人，後學仍有一事不明，請大人賜教，大人方才所言刊刻《十三經註疏》之語，後學聽著，確有道理，可大人今日所刻，並非只有這四百一十六卷《十三經註疏》啊？後學聽府學裏的人說起，大人準備修書的刻版，是六百五十九卷之數，那請問大人，這多出來的二百四十三卷，大人竟要作為何用呢？”
只是阮元聽著此人之言，更加不解之處，卻是在於先前一句。
“臥虎藏龍……此人為何要用這樣的詞語稱讚於我，看他的樣子，不像是詞不達意之人啊？臥虎藏龍……龍？難道……”
想到這裏，阮元卻仍是克制，便即答道：“這位生員，方才其他生員向我提問時，都說了自己姓名，可不知為何，你方才只提了問題，姓名還沒說呢。也罷，這個問題我先與你解釋一番便是，這六百多卷刻版，並非只有宋本《十三經註疏》一套，後二百卷，乃是我早年撫浙之時，與浙江學生幕友一並刊刻的《校勘記》，有經有校，這書方才全了，你卻以為如何？”
“是嗎，哈哈，看起來阮大人真是不畏世俗，不避流言之人啊？後學桐城方升，見過大人了。”這方升之語在阮元聽來，仍是頗覺詭異，只覺得他並非真心與自己辯論，卻是一直在用各種不當文詞，在改變府學中的論道氣氛。“阮大人，那後學可否這樣理解，這套《十三經註疏》若是刻成了，日後流傳下來的，並不是只有古聖前賢的十三部經典，與之一並傳世的，可還有阮大人的校記啊。阮大人，這比附聖賢之術，您果然是得心應手啊。如此刻印古籍，只怕百年之後，大人這校記，也就可以與十三經並稱，成為這千載流傳的第十四經了吧？”
果然，方升此言一出，臺下學生又開始紛紛議論起來。而阮元自然清楚，方升之意便是要造成錯覺，使學生以為自己刻書並非為了聖賢之道，為了幫後世學人慎擇善本，相反，自己刊刻古籍，只是為了沽名釣譽，借刻書之事妄求與古之先賢同輝罷了。
但即便如此，有了王鼎先前進言，阮元自也清楚府學中有如此作想之人，這次前來，也已然做好了準備，便即對方升答道：“方生員，桐城方氏，百年書香人家，倒是我阮元自慚形穢了。你這個問題問得不錯，十三經是聖賢經典，既然我阮元之意在於廣擇善本，以彰顯聖賢之道，那我何必將這校記一並刻上呢？可各位反過來想想，若是我等果然要尋得一部十三經善本，那這校記，本就是不可或缺之物啊？這經籍流變，各位或許尚不清楚，十三經最為高古之正本，不在書籍之上，而是在於西安府唐朝流傳下來的《開成石經》。而刻本十三經，眼下可見最為精古者是南宋之人編刻。各位應當知道，南宋文人刻書，可是很難看到西安石經的啊？這十三經刻本與正本，自此南北殊途，卻也可惜。直到國朝蔣衡寫經，十三經正本之事方才被人重新提及。阮某不才，入仕之時便即得高宗皇帝授職，校勘開成古經，自然也清楚即便是宋人古本，猶有不足，而且阮某雖言此書刊刻，大端在於宋本，可之後的明本呢？確實，明本多有妄改古經之處，可明本也並非一無是處啊？既然如此，難道這宋本十三經，便果真是一字不可更易之善本了嗎？不是！相反，為求善本，我等不當囿於古本，不當唯宋是尊，亦不當唯唐、唯明是尊，而是應該兼取眾本之所長，遍觀眾本之所異，如此，方是‘博學而算’，方才合了先賢曾子之本意！是以我這次修書，以宋本為根本，卻又兼之以唐之石經、明之汲古，便是日本國傳入中土之足利本，有所長者，亦可取之！如此，則國朝自有國朝之善本，又何必唯宋是尊，唯明是從呢？”阮元所言“明之汲古”，指的乃是明末刻書大家毛晉所立汲古閣，其經史各本亦多有可稱道之處，只是十三經一道，相較於彼時宋本，汲古閣本不免有些粗疏而已。這時臺下諸生聽著阮元之語，只覺阮元雖精於古事，然究其根本，乃是為今人所用，希望今人更進一步，以勝古人，自是精神振奮，先前對阮元的懷疑，也已經消去了大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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